秦始皇32年“巡北边”，记载了大秦帝国在灭亡燕国六年以后，始皇经上郡(陕西北部)，东渡黄河，穿太行山脉，来到燕国。理应抵达燕国的中心区，甚至也会到燕都，视察城防是否拆除，河防是否破坏，臣民是否安定。大手笔司马迁于此处并未直称“燕都”，而只说始皇到达了禹帝时代已确立称谓的“碣石”或“碣石山”，应该说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春秋之笔。这一事实，从侧面证明了燕都附近的碣石之名，一定较燕国久远而恒定。而石景山附近有碣石宫、元英宫、磨室宫、宁台等古迹群存在，也算有力的证据。分布于全国其他多处“碣石”，当是因始皇帝刻石而后命名的。
观通篇刻辞铭文，所确指之实景，有河流，有城郭，显然是由高处奭望而来。城防水防，作为战争的险阻，已完全被破坏，燕国绝无复兴再起的可能，百姓也“莫不安所”。秦皇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的大业告成。铭文表现始皇心境，细致而准确。实景实情，决不可能是平地一隅所能抒怀的。如将实地移至海畔，海的宽阔和延绵不断的海涛，又怎能被忽略呢。始皇只有在踌躇满志，统一大功告成之后，长生不老，永享人间尊荣的幻象才会油然而兴。出海寻药，提上日程，这样才会有此段文字记载第二事。至于本次始皇巡游去没去海边，在那里立没立碣石，司马迁没记，后人或者可依他处记载考察。
北京的元初古民，肯定符合世界所有人类成长规律。比如居住地一定要方便地取得生理之需──水，又应避免水灾，“傍水而居”，几成定式。北京发现的更古的人类遗存，重点在于安全和取火，虽为一时一地一事的铁证，也都算是发展中的更早遗迹。至于古燕国的首都，或因秦始皇的堕、坏、平政策，或因司马迁回避不书，或因多有迁移，至今不能确指地点。但北京城的逐步东移的假说，是肯定的。周、汉、唐的都城东迁，可以佐证。很晚的元大都居于京西偏南，亦已为典籍的准确记载和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特别是元明文献多次提及的“燕京八景”，无一处于中轴线东侧，也可作为京城东移的例证。因此，我认为把石景山地区的文化和遗存，称为“燕都文化”是适当的。
经过学界的讨论，如从司马迁这段言简意赅的记载，使碣石和石景山的关系能够确立，把北京的地域上溯向西，则将对北京古代文化研究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开发东移”和“保护西部”将更加符合历史逻辑和科学准则。我们对北京尽人皆知的几十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的尊重和研究依然十分重要，但同样几十公里的东西横轴线——即长安街的研究也应该提上日程。
作为横轴线西端的石景山，五十年来一直处于目前正在搬迁的首钢厂区之内，上了山一看，您或许可以解开“古城”、“石门”一类旧词的谜底。
假如确认或不能否定始皇帝所“之”的碣石，就是美丽古老的石景山，那么可不可以说，以长安街命名的横轴线，秦始皇也曾到过，只不过“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了。●石景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特邀撰稿 栾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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