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日，首钢绿化公司在石景山上发现了带字的石刻，委托我帮助进行考证。经过几个月来的仔细研究，我初步确定为唐代石经残片。由此，北京石景山历史上的藏经之谜，有了实物的佐证；北京藏经史上争论多年的“孔雀洞在何处”的谜底，有了明确的答案。
一、石刻内容的确定
带字石刻的发现地点，在石景山还源洞东侧台地一竖穴中。石刻青白石质，重约3~4千克，长30厘米，宽14厘米，厚12厘米，上宽下窄呈不规则三角状。该石两面都有阴刻竖行楷书文字，字如蝇头小楷。石刻的阳面有5行字能够辩识，阴面有7行字可以辨认，字间有凿或砸的痕迹。
石刻阳面有39字，右从左读文字如下：
第一行：“见名正念散诸”
第二行：“不生死处常”
第三行：“碍速疾而自所居国”
第四行：（空行，无字）
第五行：“主商人并希望子故种田作”
第六行：“等愿心行向经历至方”
石刻阴面有67字，右从左读文字如下：
第一行：“以用作念而”
第二行：“告彼等言汝等商主莫作是念我”
第三行：“散彼佛上即便发于菩提之心时彼世”
第四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佛眼”
第五行：“缘之事即于发爪生希有”
第六行：“彼新出微妙甘美”
第七行：“告彼药神”
仔细对照经文辨识可知，石刻文字来自《佛本行集经》第三十二卷的“二商奉食品”中的片段，内容为释迦牟尼佛教育商人行善的故事。石经残片的现状提示我们：
1.石经残片为唐代石刻风格。与北京地区出土的唐代石刻相比，都有界格线，都是流畅的阴刻楷书体，而明代石刻无界格线且多为馆阁体；
2.从正反两面经文内容连接较紧密来看，石经残片显然是整块石经的边框部分；
3.石经残片正面背面都是经文，与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只是一面有经而另一面多刻愿文的现象有较大区别；
4.从石经残片每字之间的间距看，原完整的石刻为90厘米见方，每方的一竖行应刻经文105字~120字上下，每方石刻刻有40行。那么，每方石刻的一面应刻4200字~4800字之间，一块石经的石刻应刻经文8000~10000字之间。而《佛本行集经》有40余万字，那么，仅《佛本行集经》的石刻在石景山贮藏镌刻时应至少有40~50块之多；
5.该石经制版与布局形式与晋唐纸本写经有依托关系。
二、古籍中对于石景山藏经的记载
综合考察文献，已知有以下记载：
1.《日下旧闻考》。其卷一百四引“燕山记游”记:“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
2.《白带山志》卷四碑碣:“刘总造《佛本行集经》并题名,存正书，元和十四年，在小西天。”
3.严可均撰《铁桥金口跋》三，记载:“《佛本行集经》，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额题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者刘总也。总弑父兄,晚年父兄为崇,乃削发为僧,其刻《佛本行集经》当有数十石,今仅存卷三十一之一石,已断为三。”
4.赵之谦撰《补寰宇访碑录》三载:“孔雀洞《佛本行集经》并题名，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直隶房山。”
5.卢汉、刘声木撰《续补寰宇访碑录》十三载:“孔雀洞《佛本行集经》碑阴，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阴已见赵录,直隶宛平。”
6.云居寺辽刻《佛说菩萨本行经》三卷“欲帙经末题记载:“《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帙,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京西三十里小石经山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文中的小石经山即今石景山。
7.石景山上明代许用宾撰《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岩穴鲜有存焉”。
8.清乾隆时赵怀玉《游西山记》:“石景山西岩有残石经数版,嵌崖间,其可辩识者《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
从上述文献记载看，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是石景山上金阁寺的孔雀洞确为藏经之所，洞中贮藏的是《佛本行集经》，曾有数十块石刻经版；
二是刻经人为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刘相公,按题记所刻年代:“元和十四年”当是于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刘总在任时,因此题记中的刘相公应是刘总；
三是完成刻经的时间明确。“元和”乃唐宪宗年号，“元和十四年”是公元819年,距今已有1192年了。“四月初八”即农历的四月初八日，该日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日，为佛教所立的浴佛节。刘总在佛诞日完成刻经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挑选的时间；
四是晚至明清时在山上尤可见到石经残石,但大多已模糊不清了，只有《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的残石还可以分辨。